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记-【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05 19:01:17 阅读：次来源：输送机厂家

1974年，沉睡了近七个世纪的宋代海船在泉州后渚成功发掘，举世震惊，它的发现、发掘充满了故事，40多年后，亲历者细述发掘过程——

当前，在“一带一路”国家政策的带动下，“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泉州越来越受到外界关注。近日，广东媒体来泉追寻“海上丝绸之路”的踪迹，其中，泉州开元寺古船陈列馆内的宋代海船备受关注。这艘古船对泉州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其出土的经过却鲜为人知。

记者采访了原莆田市博物馆副馆长林祖良先生，他于1971年至1976年曾在晋江地区革委会文化组从事文物保护等工作，全程参与了泉州宋代海船的发掘工作，从他的亲述当中，我们可以触摸到那段褶皱的历史，并揭开这段尘封往事的一角。

后渚港区位于泉州湾内，宋为临江里，元为后渚浦，清属三十六都。它的西北面有桃花山的支脉为天然屏障，东南面与白沙、百崎隔海相望，背山面海，形势极为险要。这里水深港阔，终年不冻，自古以来就是泉州通往世界的重要远洋口岸。

1974年，一艘沉睡了近七个世纪的宋代海船在泉州后渚成功发掘，举世震惊。从那以后，各国从事文博考古研究的专家学者纷至沓来，“泉州”二字一度频现多国报端，中世纪刺桐港的辉煌岁月更如重生般，华丽铺陈于学者们的笔下。这艘宋代海船的发现，揭开了我国造船史及海外交通史研究崭新的一页，甚至被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自然科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泉州湾古船出土也被《考古》杂志列为“197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为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泉州认定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提供了重要的物证。

41年弹指而过，老了时间，旧了故事。当年宋代海船发掘工作的许多重要参与者，如张立、林文明、庄为玑、许清泉等，都已相继故去，这一历史性事件的见证者越来越少。在林祖良先生的讲述中，这艘古船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被发现的，它的身份认定也颇费了一番工夫。

千百年来，泉州港“吞吐四海云帆，鼓荡八面来风”，“海上丝绸之路”在这里流光溢彩，展现蓬勃生机。宋元时期，泉州通过海外贸易与世界各国建立起了深厚友谊，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多元文化交融、交汇之地。泉州湾后渚港区宋代海船的发现与发掘，是中华民族与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镌刻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友谊，以及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永恒记忆。通过这艘古船，重温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长期以来所建立的传统历史友谊，意义非凡。而那些为海船的发现、发掘、修复和保护作出无私奉献的人们，也理应被载入历史宏卷，为后世所铭记。

古船深埋于海泥中，由堆积层厚度推测出沉船已被掩埋了七八百年。

意外获悉沉船线索

“1971年至1976年，我在晋江地区革委会文化组从事文物保护等工作。在这期间，有幸认识了泉州人、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庄为玑教授，深深为他热爱文物和严谨治学的精神所感动。应该说，泉州湾宋代海船的发现与发掘，都与庄为玑教授息息相关。”追忆往事，林祖良感慨万千，“1973年8月13日，我很清楚地记得这个特殊的日子。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那艘神秘的沉船。”

据林祖良介绍，1973年7月1日，厦门大学历史系庄为玑、苏垂昌、辛土成三位教师应邀前来协助泉州海交馆撰写陈列提纲。8月上旬，陈列大纲初稿拟就，即将返回厦门大学之际，庄为玑向时任晋江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兼文管会主任的张立提议，希望再去泉州后渚考察与海外交通有关的5座元代小石塔（这5座小石塔是庄为玑之前发现的，内藏元代白瓷佛像，塔碑上刻有“至元癸未仲夏……后山杨山泽”字样）。对此，张立表示极力支持。当年8月13日下午，张立和林文明（时任晋江地区革委会文化组副组长、地区文管委副主任）、林祖良、杨厚生（时任泉州市文管办、海交馆负责人），以及泉州海交馆的王洪涛、许谷芳等人，陪同庄为玑、苏垂昌前往后渚考察。

到达后渚，他们召集当地群众进行座谈，得知那5座石塔已遭破坏，连遗址也难以找寻。这时，后渚搬运工人陈三道说，海岸边有传说中的“通东京大道”古码头，用巨大石条和木头相叠建成，“你们去看看吧”。于是，大家在老陈的引导下来到海堤上。可此时正值涨潮，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到。林祖良称，这时，当地群众又告诉他们，退潮时可以看见海滩下有一条沉船露出来。问船有多大时，却支支吾吾地回答说不是很大。

凭借多年的考古经验，庄为玑认为这艘沉船可能具有文物价值。张立对这条线索同样很感兴趣，立马向当地的民兵队长表达了想探查沉船的意愿，并问“如果雇人挖出来要花多少钱”。民兵队长表示，可以找人来挖开沉船附近的淤泥，“200元就够了”。

古船船舷侧板为三重木板叠合而成

实地考察初探沉船

为了一探这艘神秘沉船的究竟，庄为玑独自留在泉州等待有利于下海考察的日子。当年8月20日，张立、林文明指派林祖良、史其敏（时为晋江地区革委会文化组摄影干部）、许觉（时为泉州市文管会开元寺保卫干部）三人，陪同庄为玑前往后渚考察。到达之后，在当地民兵队长的引领下，他们来到海边，见到离岸30余米处的海滩上有一条水沟横在眼前。水沟对面的淤泥下露出十多米长的船侧板，船板离地表约3米。

民兵队长借来木板架设成独木桥，然后搀扶着庄为玑和林祖良走进船体的外露部分。细看船舷侧板，是由三重木板叠合成的，庄、林二人用手伸进淤泥中，捞出好几捆用细绳扎成的“树枝”，长约40厘米，头尾都用刀切得很整齐（这些“树枝”后来被证实为“香料药材”）。林祖良又摸出来三块青瓷片，仔细看过之后（他在莆田时曾追随古瓷行家郑永森学习过古瓷鉴定），林祖良对庄教授说：“这些瓷片都是宋代的，这船可能是宋代的！”庄为玑听后高兴极了，他和林祖良对视一眼，两个人就像孩童一样咧着嘴乐开了。

此时，史其敏正在海滩上忙碌地摄影着，把庄为玑和林祖良工作的状态记录下来。这里发生了个小插曲：庄为玑在古沉船上查看三重板时，脚下打滑，眼看要栽入淤泥中，林祖良急忙一把搀住他，这才化险为夷。史其敏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一瞬间。庄为玑事后对此事津津乐道，在1974年5月1日写给林祖良的信中这样说道：“每忆古船舷旁，我溺您援之以手……岂能忘怀？”

初探沉船后，几人将打捞物漂洗干净，带回地区文化组研究。庄为玑根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当时的中国船是三重板结构，判定这可能是元代以前的古船，林祖良则依据捞出来的瓷片是典型的宋瓷，认为可能是宋船。至于那些成捆的“树枝”，他们都认为应该不是当柴禾用的，长度那么短，头尾又切得很整齐，倒像是药材，这一点在后来也获得证实。

多方努力筹备发掘

张立对古沉船上的发现极为重视，指示以晋江地区文化组的名义向省文化组报告。1973年9月间，福建省博物馆派卢茂村、傅尚节等前来主持试掘，地区和市里的文物干部都去配合。试掘人员在船体上部的海泥中挖开一条探沟，从船舱底部找到了一些宋代瓷器残片以及“树枝”（香料药材）等，对船体的宽度也有了大体上的认识。

为向晋江地区革委会全体机关干部普及海外交通史和古船方面的知识，也为以后的发掘工作做准备，林文明特地邀请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韩振华教授，在革委会礼堂做了相关的学术报告，并获得极好的反响。文物干部们对于探查古沉船的真实面目，跃跃欲试。

经过试掘，专家学者认定这是一艘沉没已久的大海船。为了筹备古船发掘，张立带领林祖良等人前往省图书馆、省博物馆资料室，从《武备志》《故宫周刊》《文物精华》《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等书籍上翻拍各式各样的古船，以供将来考证古船年代时，作为参考。另外，为了了解古船船体木板的材质，林祖良还将古船上探得的木板残片，寄给江西省木材研究所鉴定。

张立学识丰富，博洽经史，在对古船的挖掘和保护过程中，他既是领导，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博采众议，又是一位考古工作者，严谨务实，事必躬亲。张立目光远大，时时强调要全方位地考虑古船的挖掘和保护工作，深恐稍有不慎，铸下遗憾，愧对后人。在他的带领下，筹备组到丰州访问省地质队，并拜访地质专家陈允敦教授，请他们到后渚实地考察。地质队成员认为，船体上面的海泥颗粒比较细，是在静水沉积环境中，经长时间形成的；陈允敦教授则认为，在后渚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要形成一米厚的堆积层估计须经两三百年的时间，现场堆积层厚达两米多，由此推测古沉船被掩埋已有七八百年时光。

1973年11月，林文明向省文化组领导汇报古船工作，明确表达应“先提出保护方案，后研究发掘方案”。这是个非常有见地的想法。随后，成立了由张立、林文明、陈汉泽（时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志开（时任市宣教组负责人）、杨厚生五人组成的“泉州港古船发掘领导小组”。另外，“古船调查研究小组”也在同月成立，由省组下派的许清泉挂帅，林祖良、王洪涛和厦大历史系教师苏垂昌、叶文程参加。他们马不停蹄地前往泉州造船厂、后渚、晋江围头、洛阳西方乡、惠安白奇（百崎）村等地，访问造船工人和老艄公，了解古船方面的知识，并发函给省内外各科研单位、专家学者，征求古船发掘保护方面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船，1974年4月，张立和林祖良亲自带队到上海、南京、苏州、扬州等地取经，学习古船出土后的保护、加固等技术。1974年4月中旬，林文明等带领许清泉、苏垂昌、叶文程赴京向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汇报古船调查研究的初步成果，报送古船发掘申请报告，要求调拨发掘经费，很快获得批准。

海船出土震惊世界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古船的发掘自1974年6月9日正式拉开序幕。参加田野发掘工作的单位有福建省博物馆、泉州地区文管会、泉州海交馆、厦门大学历史系、厦门郑成功纪念馆和泉州中学历史科校际教研组等，参加人有叶文程、苏垂昌、林祖良、陈泗东、王世战、刘衍坤、李再铭、李登俊、郑焕章、唐杏煌、郭慕良、张克秦等；周海宇、柯孙瑶和黄炳元等负责宣传接待工作。

经过2个多月的苦战，在发掘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以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发掘工作于当年8月25日顺利结束，沉睡已久的古沉船终于完全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庄为玑先生虽因年迈，不能直接下海参加发掘工作，仍时常来信指导，询问工作进展。只要有空，他就来发掘工地关心古船的出土情况。”林祖良谈及当时的发掘情况时，这样补充道。

从古沉船船体结构上看，除龙骨外，舷侧板用三重木板，船壳板用二重木板。《马可·波罗游记》中称，中国船“侧面欲坚固，用三重木板”。《蒲寿庚考》引元代说法“当时中国船，船底系用三重木板”，这些与沉船实际情况基本一致。宋元船只的结构相仿，可见多重板结构应是宋代海船的特征之一。海船共有13个船舱，水密隔舱是唐宋以来我国木造海船的特点之一，这在中外文献中也都有记载。这艘古船的形制与宋船相符，但宋船的形制有些也为后世沿用。因此，要判断它的年代，还须结合船舱中的出土物来考察。

古沉船船舱中出土的陶瓷器不少。青釉器中的各类器物造型，一般都具有宋代陶瓷器形制特点。如青釉花瓣式盒盖和青釉碗、青釉洗等器物，是宋代龙泉窑烧造的，这类青釉器内外均施釉，釉汁光亮莹润，表面呈细小碎裂纹。其装饰花纹，如莲瓣纹、刻划纹和缠枝花纹等，也都具有宋代装饰艺术。黑釉器中兔毫盏标本，是宋代建阳水吉建窑的产品。白釉瓷盒和瓷碗等，按其釉色和造型，与新中国成立后闽南地区宋代古窑址所出相同，应属同一时代。

出土的铜钱，按其年号看，少数为唐钱，多数为北宋钱与南宋钱。龙骨两端“保寿孔”中放置的铜钱，都是北宋时期的，说明船的建造与下水年代较早。而船上其他部位发现的铜钱，年号最晚的是南宋度宗年间铸造的“咸淳元宝”（1265年至1274年）。船上没有发现宋代以后的铜钱，这对判定这艘海船的年代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从船舱出土物来看，数量最多的是香料木和胡椒等，都是我国从南洋诸国进口的大宗货物。宋代泉州海外通商贸易发达，香药、香料的海外输入很频繁。这些香料木和胡椒的出土，正是宋代中外经济交流的实物证据。船中还出土了木牌与木签，墨书文字的木牌（签）上写有“曾幹水记”、“林幹水记”、“张幹水记”等，结合宋代官制研究，“幹”系“幹办官”的简称，这样的称谓在元代未见沿用，这也是推断海船年代的一个佐证。

1974年9月9日，“古船发掘报告编写小组”成立，由林文明、许清泉、林祖良、王洪涛、陈泗东组成，林文明任组长，许清泉任副组长。编写小组主持编印《古船资料辑录》《晋江地区古陶瓷窑址汇编》，翻印了《岛夷志略》《瓷器概说》《文物保护文件汇编》等书，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1975年3月，新华社正式发布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的消息，许多国家的新闻媒体纷纷转载，并称之为“世界考古珍闻”，是“中国近年来的重大考古收获”。

古船陈列馆

破茧而出

“在张立的领导下，宋代古船的发掘、修复和保护工作，从一开始就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福建省电影制片厂均派出摄制组，跟踪发掘、修复和保护过程，拍成电影纪录片，并在全国公映。”林祖良回忆道。

但张立并不打算仅仅停留于古船的发掘，他认为，若满足于此，是一种短视行为，对古船要深入到文化历史研究的层面。他带领工作组做了大量后续工作，主持召开“宋代泉州古船学术研讨会”，探讨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在海上交通、对外贸易上的重要地位，还积极筹建古船陈列馆。这一具有前瞻性的决定，终为泉州增添了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

1974年10月，张立、林文明派正去北京参观全国美展的林祖良，前去国家文物局汇报古船出土情况，争取国家文物局拨付经费，以便修建古船馆。林祖良将自己所摄古船发掘过程和出土物的照片近百张编辑成画册（其中一张是黄必贤所摄），连同张立写给国家文物局党委书记刘仰峤的手书信，一齐随身带着，来到了国家文物局。经罗哲文（时为国家文物局干部，曾到后渚古船发掘工地考察过）的引见，与刘仰峤会了面，并交上张立的信。刘仰峤读完信，当即召开国家文物局中层干部会议，听取林祖良的汇报，并就沉船种种相关的问题进行询问。第二天，国家文物局要求林祖良带着这套画册去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介绍古船的出土。到了会场，这套画册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各地文物工作人员都对泉州古船的发掘和保护工作称赞不已。后来新华社、《人民画报》都选用了这套画册中的图片，向国内外发稿报道“泉州湾发现宋代海船”的情况。

泉州宋代古船的出土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古船陈列馆筹建经费也得以拨发。张立还给郭沫若写信，请其亲笔题写馆名，随信还附上了歌咏古船的词——《望海潮》。大病初愈的郭老于1974年12月1日，题写了“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几个大字，是用宣纸墨书的，并寄给张立。张立收到后，立即让林祖良翻拍放大照片，交泉州市海交馆收存，留待古船陈列馆建成后使用。

1979年国庆，建造于泉州开元寺东侧的古船陈列馆正式开馆，“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几个鎏金大字在空中折射出一片耀眼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