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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循吏白登明有事与百姓商量受到百姓爱待

发布时间:2021-01-07 13:47:49 阅读: 来源:输送机厂家

清初循吏白登明:有事与百姓商量 受到百姓爱待

在《新刘河志》中,编者顾士琏提到一故事,说顺治十三年冬,太仓知州白登明召开过一次群众大会,核心议题是该不该治理娄江水患。

娄江旧名浏河,其北边支流叫朱泾,即范仲淹兴修的新塘,至清初早已淤塞,白登明到任,组织百姓重凿了五十里。巡按御史李森先知道后,非常高兴,说白大人如此能干,何不再接再厉,将浏河整治整治?于是下了硬性指标——开挖六十里。领导要政绩,而浏河确实需要浚淤,白登明也就接下了这个任务。

然现实情况不容乐观,一是浏河涉及太仓、嘉定、昆山三地,协调工作不好做,二是岁荒严重,百姓没饭吃,纷纷叫苦,怎能负担劳役?白登明一边与嘉定、昆山的长官商量,由太仓负责工程的三分之二,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一边召开群众大会,分说利弊,开导民众,广泛征求意见,并写诗一首:“苦劳民力导泾沟,虽日时艰利万秋,若个今朝含怨报,他日方晓白知州。”

他坚信百姓是通情达理的,只要与他们商量,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群策群力之下,终于有了方案:由同善会募集一部分粮食,州库出一部分粮食,保证民工口粮,并赈济孤贫,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与百姓商量的效果很快显现,感情上贴近,物质上帮扶,百姓安能不拥戴?顺治十四年春,工程启动,白登明天天住在工地吃在工地,与群众同甘苦,唇齿相依,用时一个月即告竣工。此后,太湖西水得以畅通入海,东南七邵百姓得利颇多。

白登明,奉天盖平人,属汉军镶白旗,顺治二年拔贡国子监,因成绩优异而得官,其治理地方之策,或谓领导艺术,正可以用“有事与百姓商量”以蔽之,不搞“家长制”、杜绝“一言堂”,体现出一贯的务实作风。

所谓“民不安,国必乱”。欲使民安,必先予民活路;欲使民安,必先疏导民意。此千古不移之定律也。

顺治五年,他任河南柘城(今属于商丘)知县。

当时是,“削发易服”已然完毕,强力作用下的民怨多有反弹,加之灾荒频仍,役使繁重,民不堪其苦,处处骚动,人人不安。白登明采取的绥靖方法,还是与百姓商量。他扑下身子、放下架子,到百姓中间听声音,以百姓疾苦定政策,“悯遗黎荒残,多方招抚,停止增派河夫”,出台了许多有利于“劝耕读”的乡规民约,不久即实现境内晏然。

后去太仓安民,由于多和百姓商量,也同样少走了许多弯路,特别是有效扭转了“嘉定三屠”所形成的民心痼疾,为时人所推重,终以区区州县小官而跻身名宦。也正是人心之凝聚,他才能在顺治十年台湾郑氏攻击刘河堡的战役中沉着应对取得完胜;也正是人心之凝聚,他才敢于“独驾一艘夜半往”驰援崇明,吓跑了围城之敌。可惜的是,清淤朱泾,库藏消耗太多,他又不忍心摊加赋税于民,致使战端一开,需饷无出,巡抚蒋国柱只得以云南协饷应之。这件事让他遭受了弹劾,削职为民长达20多年,饶是太仓百姓极力为他辩护也是无效,清廷在涉及军事的事儿不容商量。

到了康熙十八年,朝廷下决心解决台湾问题,在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的保举下,白登明才被起复为高邮知州。这里面还有个插曲,高邮是吴三桂的老家,“三藩”初平,人心未定,先闹旱蝗,继而大涝,是个极容易出乱子的地方,姚启圣老成谋国,认为只有白登明方堪其任。

而白登明也确实没有辜负姚启圣等人的推荐,甫上任,即深入百姓,与百姓商量治理之策(登明与民约),解决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他倾听百姓呼声,筑堤御水,劝富民赈灾,严禁胥吏克减劳役用度;他吸纳百姓智慧,采取吹笳召集驿夫的办法,以免耽误农时;他依靠百姓,攻克难题,同时切实保护百姓利益,“上官有所徵调,不轻给”,终使高邮获得“大治”。白登明去世时,“贫无馀赀”,还是高邮百姓醵金以殓,殊为感人!

明末重臣叶向高曾认为,要收拾民心,根本方法是减轻他们的负担。想想也是,明末六十年,百姓负担有多重?单是“辽饷”和名目繁杂的附加税,就使得民力枯竭殆尽,民心丧失殆尽。然而他还是只说对了一半。庄子云:“中和民意以安四乡。”“中和”,即指调和取中之意,此乃与百姓商量之结果。苏东坡也说:“虽官守有限,不获趋外庭以称觞,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颂。”“同”,也是商量之意,与百姓意见一致。可见只有百姓的力量,才是社会安定和谐的不二动力;只有百姓的智慧,才是振聋发聩的历史回声。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有事与百姓商量,以百姓利益为中心开展工作,顺应他们的意愿,发挥他们的作用,事业就发达,建设就顺利;反之,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走向百姓的对立面,那必将遭至挫折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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